女工家园
女工家园
她，中国科学院的一名女院士；她，60岁转攻男性生殖基础研究；她，65岁在国际权威杂志《科学》上发表论文，她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发现了一种与精子成熟有关的基因Binlb，让男性最终用上无毒副作用的基因避孕药。她便是我国分子内分泌学家、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张永莲教授。
思想的转变：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
张院士本行是基因调节控制研究，80年代后期曾从事雄激素作用原理研究，90年代转向男性生殖研究。由于当时研究雌激素的人较多，结合当时国家的需要，在1995年，张院士和美国研究所合作研究精子的调控，在90年代末转向附睾功能研究，同时致力于找到男性避孕药的突破口。“女性避孕药全都是国外发明的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，应有一些原创性的成果，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的研究过程。”
张永莲院士大学毕业填志愿时有三个选择，她在分配志愿表的3个空格里全部填上了科研。对于科研的地点，她没有填，她觉得只要是科研，到哪都行。张院士结婚十年后才决定要小孩，当时的她的公公贴小字报在她的床头，希望她要个小孩，提起这段往事，张院士坦率地说，“我觉得当时经济条件还不够，那时的我年轻爱玩，不知道怎样带小孩，而最重要的想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科研上去。”
上世纪80年代，张永莲院士被推荐到美国去深造，面对出国的机会和丰厚的待遇，张院士拒绝了。“我很珍惜出国的机会，但是自己始终觉得既然学就要学最尖端的东西，如果专业不适合自己，我宁愿不出国。”不久后，有个一个英国皇家学会提供的公派出国的机会，张永莲觉得这个机会更适合自己，于是参加了面试。在面试中，考官对她的印象非常好，以至于在留学过程中，学会给了张永莲额外的补贴。
事业的转变其实是一种思想的转变，张院士把自己的这种转变归结为由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。张永莲有一颗好强的心，最初想要做的仅仅就是个好学生好职工，能得到身边人的表扬就觉得目标实现了。出国后，她感受到祖国的落后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让她决心好好学习，更好的报效祖国。“作为一名中国人，要为中国做出自己应尽的努力。要做就做最具有国际影响的项目，而且要做第一个攀登到山顶上的人，为祖国争光。”这是张院士对自己“大我”思想的诠释。
换位思考：用学生的名字命名基因
拜访中，张院士为大家形象的讲解了精子与基因binlb结合后如何获得运动能力的理论，在我们称赞张院士讲解很生动通俗时，她告诉我们，“我不喜欢照搬照抄，一直喜欢用自己的语言去总结知识，大学时期的同学都喜欢听我讲课，我会分析我的受众，考虑听众的感受，用最适合他们的表达方式教他们。”
提到对后辈的培养时，张永莲院士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，她说自己对女儿的培养和对小外孙的培养方式是不一样。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，张院士将全身心的爱都给了女儿，教她做个正直、诚实、有礼貌的人，但心里一直有件很内疚的事，张院士以前会在一些人多的场合说自己女儿做错的事，完全没顾及到女儿的自尊心。多年后等女儿告诉自己这事时，她才意识自己错了。和我们谈到这个故事，张院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“到现在我一想到这件事都会觉得难受，而这也影响到了我对小外孙的培养，在我看来，幼儿教育很重要，对待小外孙，我主要注重对他的启发教育，鼓励为主，让他建立信心。”
张永莲院士发现的基因总是用学生的名字来命名，对此张院士表示：“自己对名看的很淡，并不觉得这是件多么伟大的事，只是一种换位思考，为学生考虑，觉得学生看到以自己命名的基因，工作起来更有劲。”
“现在中国的大学搞扩招，追求数量而不注重质量，一些同学仅仅是为了得到学历不是因为喜欢科研而去做研究，做科研的人一定要有很强的名誉感，得实实在在的搞科学，不能做假。”张院士对当代的大学生提出了希望。
篮球高手：和体育有着不解之缘
在南京上小学时，张永莲院士身体不太好，经常要打针。学校组织踢毽子比赛，她总是踢的很差，在强烈自尊心的驱使下，张永莲白天看着同学们踢，晚上回到家后就不断的练习，苦练了很久后参加踢毽子比赛，出色的表现让所有人目瞪口呆。“那是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一种成就感，到现在这么多年，回想起来，当时的那种兴奋和成就感依旧会涌上心头，踢毽子的故事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，只要努力克服不足，没有自己做不了的事情。”
张永莲院士对体育的兴趣很广，但最好的项目还是篮球。她说自己最初喜欢上打篮球纯粹是因为觉得好玩，由于个子矮，老师建议她打后卫，于是她每天对着电线杆子反复练习各种带球过人技术，长期的刻苦训练，她在中学里一路从校队打到县队。大学时，又因为球技过硬，成了复旦大学校队主力。现在张院士和先生一起看篮球比赛时，还常常兴奋的谈到：“那时的我，永远都是首发”。在生活中，张永莲院士还会看下足球，只要有中国足球的比赛，她就会去看。“我有一种很浓的国家荣誉感，我是带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去看足球的，足球是一个集体项目，从中让我明白一个团队的协作是多么重要。”
张永莲院士简介：
分子内分泌学家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。1935年生于上海，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，200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。早期参与国防科研，上世纪80年代初起从事雄激素作用原理的研究，是我国性激素作用原理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。1993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。199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。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。2000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优秀论文奖。2002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。
